（作者：墨戈）如果你手中恰好有一张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银行发行的银毫券，翻到背面，在孙中山肖像之外，还能看到三个小小的签名：宋子良、顾翊群、云照坤。这三人中，有两位是海南文昌人。一张流通于市井的钞票，就这样留下了两位文昌同乡的名字。
这张纸币发行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面值涵盖一元、五元、十元等多种规格，背面图案为广东省银行大楼。纸币上的三个签名各有分工：宋子良的身份是“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顾翊群是广东省银行行长，云照坤则是副行长。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是广东省为应对1935年币制改革、抗衡中央法币入粤流通而设立的机构，由广东省政府与民间共同组织，负责法币准备金的保管与发行事宜。宋子良以省财政厅长身份出任广州分会主席，意味着他手中掌握着广东货币发行的关键一票。
宋子良（1899—1987），祖籍海南文昌，生于上海，是宋嘉澍与倪桂珍的次子，宋子文的二弟，宋庆龄的弟弟。他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回国后历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等职。1936年7月，宋子良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到任后着手将广东省内多家银行纳入政府控制体系。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的名字被印上了广东省银行的钞票。
云照坤，别名云炳乾，1904年生于海南文昌公坡镇石盘村。他的求学路径与宋子良颇为相似——192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随后公费赴美，入华盛顿大学专攻经济，获学士学位，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1931年再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进修。学成归国后，云照坤于1932年进入广东省银行工作，先后担任中山办事处主任、海口市支行主任，1936年升任副行长，1940年升任行长。从基层办事处一路做到省银行行长的履历，在民国金融界并不多见。
两人虽然同列一张钞票之上，但人生轨迹的走向并不相同。宋子良在抗战期间转任西南运输总处主任，负责滇缅公路这条“抗战输血管”的物资运输，后于1946年移居美国，1987年在纽约去世。云照坤则在1944年调任重庆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1947年底离开国民党政府前往香港、南洋谋生，1950年受李济深等人影响携家眷回国，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后调轻工业部，直到1974年退休。一个远走海外，一个回归故土，分道扬镳的选择背后，是那一代人在时代巨变中的不同应答。
宋子良和云照坤并非孤例。民国时期，文昌人在广东政界和金融界的活跃程度，远超其人口规模所能解释的程度。宋子文本人早在1924年便出任广东中央银行行长，1925年兼任财政部长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宋氏三兄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分别在财政、银行、实业领域占据要职，构成了民国经济版图中一个极为罕见的家族网络。1936年12月，宋子文与宋子良兄弟联袂赴海南视察，随行人员包括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州市市长曾养甫、虎门要塞司令陈策，以及香港琼崖商会会长周文治等十四人。宋子文在海口中山纪念堂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开头便自称“久别家园的游子”，一时传为佳话。
文昌人的这种“扎堆”现象，有其深层原因。文昌地处海南岛东北角，自近代以来便是著名的侨乡，出洋谋生者众多，带回的不仅是财富，还有对教育和国际视野的重视。云照坤能考入清华再公费留美，宋子良能就读圣约翰后赴范德比尔特深造，都建立在这种重教传统之上。而广东省银行作为当时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地方金融机构，其业务网络覆盖广州、汕头、香港及海南各地，文昌籍人士凭借语言相通、乡谊相连的优势，自然容易在这一系统中相互引荐、逐步站稳脚跟。
回到那张钞票。一张银毫券的流通寿命不过数年，但背面的三个签名却凝固了一个瞬间：两位文昌人，一位站在货币发行决策的顶端，一位身处银行日常经营的核心，他们的名字被印在同一种纸币上，在广东的市集、商铺、码头之间流转。这或许是那个时代海南人在广东金融界活跃程度的一个微小却真切的证据。
【编辑：黄永桂】
